致敬易武:传世经典,独领风骚的风云百年 2020-05-26 17:09:08 来源:岁月知味 浏览:
2010年,中国嘉德四季第二十四期拍卖会,45件收藏级的普洱现身拍场,总成交额1449.39万元人民币。其中,同兴号向纯武内飞圆茶(一筒)和同庆号龙马商标圆茶(一筒),都分别以134.4万元人民币成交;而福元昌号蓝内飞圆茶(一筒)以504万元人民币成交。
2013年11月,一筒福元昌号以1035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当时普洱茶领域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并保持数年。
2016年5月,先是一饼百年红票宋聘圆茶以260万人民币高价落槌,宣告名茶有主;之后又一筒蓝标宋聘也以880万元人民币高价落槌,引起高度关注。
2018年,一筒“百年蓝票宋聘普洱茶”刚刚因1332万港币荣登“茶王”宝座。
时隔半年的2019年,又一筒“福元昌号”以2632万港币落槌成交,再次刷新了普洱老茶拍卖榜,新的历史又被缔造……
21世纪以来,普洱老茶的拍卖屡屡见诸媒体网络,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细细探究,不难发现,海内外身价最高的普洱茶,依然是由抗战前的易武老茶号缔造。
它们一再刷新的,是整个“号级茶”的价格金字塔,一再续写的,则是易武商茶时代风云百年的历史余波。
风云激荡的商茶时代
改土归流之前,六大茶山产茶向来有商民坐地收购,各贩于市。而改土归流之后,清廷一度以商民盘剥生事为由,“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严禁民间茶叶交易,对私相买卖者严厉稽查,以为“不许客人上山,永可杜绝衅端”。
然而没了商家,茶农无论远近都要将茶叶上交思茅总茶店,路途遥远、人役使费繁多,再加上盘剥过重,“百斤之价,得半而止”,茶农苦不堪言,贡茶制度也难以为继。
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朝政府在云南地区颁布茶法,批准云南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购茶一百斤,征收税银三钱二分,后来茶叶引额不断增加,算是逐渐放开了茶叶的民间贸易。
虽然为天子采办贡茶依然是第一要务,但草野之民的生命力依旧不容小觑——茶引实施之后,六大茶山的茶业发展迎来新的契机,越来越多的石屏、四川、江西、湖南……等外来劳动力迁徙到六大茶山,共同开辟茶园、加工茶叶、收购贩运。
嘉庆道光年间是最辉煌的时期,在运茶旺季,上山人如潮水,商旅云集、骡马塞途。一大批私人茶庄、茶号,也从清朝中后期开始涌现,并在民国年间集中爆发——
比如被认为始建于雍正年间,是易武建立最早的茶庄商号同庆号(关于同庆号始创年份说法不一,有雍正、乾隆、道光年间等不同说法)。同治年间更名的乾利贞号(其后在民国年间与宋聘号合并而成为乾利贞宋聘号)、同昌号。光绪年间的同兴号、敬昌号、元昌号(后民国年间易手更名为福元昌号)、陈云号、车顺号、安乐号、同泰昌、元泰丰、迎春号……
如今保存仍较为完好的迎春号和君利祥茶庄旧址
易武作为清末民初云南最大的茶叶加工基地和出口基地,从这里走出过一二十个影响世界的老茶号,如果追寻普洱茶品牌化的源头,这些历经世纪颠簸,如今依然有故事流传在民间、甚至被今人“抢注”的老茶号们,就是昔日普洱茶界最响亮的“知名品牌”。
他们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不断进行着产品市场化延伸和商道开拓,源源不断的将普洱茶,从京城贵胄的杯盏,输送到海内外寻常百姓的茶桌,让普洱茶的品饮有了新的内涵。
这些茶号茶庄彼时或富甲一方、或权倾一时,但历经岁月的流转,战争的纷乱,甚至是凶杀、火灾等命运的叵测,风流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只有极少量当年生产的茶叶还得以幸存,这些茶今日被统称为“号级茶”或者“古董茶”,身价可观。
最贵的普洱老茶,依然来自易武。今天查看号级茶的商标内票,不难发现“拣选细嫩茶叶”、“揉造阳春细嫩白尖”、“专购易武正山细嫩蕊芽”、“味红浓而芳香”之类的宣传用语。可见,立足于贡茶时代一脉相承的制茶精神和技艺传承,商茶时代,易武茶平衡细腻、刚柔并济的产区风格又得到进一步升华。
老茶号们恪守品质、精益求精,以力求传世的态度制茶,事实也证明了只要留下来的,也几乎都成了经典。这些所剩不多的号级古董茶,不但力证了一个逝去时代曾经的辉煌,更是在几十年后,重新启发了一个复兴时代的到来。
号级时代的商业根基
如果说“贡茶时代”是为普洱茶的工艺觉醒与核心价值扎下根基,那么“商茶时代”,则是立足在这个根基之上,生长出的参天枝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六大茶山经济因茶而兴后,文化也随之因茶而荣。兴茶乡、开商路、办学堂、筑路架桥,果实累累,欣欣向荣。
汉人的涌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锐意进取的商道精神,更把他们重文崇儒、耕读传家的风尚,以及注重同乡故里宗亲联结的习俗注入六大茶山,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共生共融,迸发出多元并存的生机。
庙宇、建筑的遗存,往往是衡量一个时代繁华与否的重要历史证据。彼时的六大茶山,随着汉人的涌入,广修会馆、关帝庙,而关帝庙中又多有孔明殿。这样的“神仙组合”,也是因为少数民族尊崇孔明为“茶祖”,而汉人信奉关帝的“忠义仁勇”,最后“二圣同檐”,也只有在这方水土才能得见吧。
易武茶文化博物馆前身为关帝庙
而在石屏人最多的易武,康熙年间就已兴办私塾。光绪年间安乐号茶庄庄主李开基还中过进士,又为皇帝进贡过茶叶,遂被赐名为“例贡进士”。乾利贞号袁氏家族的六子袁嘉谷,也曾参加光绪年间,废除科举之后的经济特科考试,被取为一等第一名,虽不是状元,但也堪比“状元”。并从封建王朝的“状元”,后来做到现代高校的教授(1922年,云南大学前身的“私立东陆大学”成立,袁嘉谷应聘担任国文教授),也是天下唯其一人。
“贾而好儒”,让易武的老茶号经营者们普遍具备颇高的文化素养,也反之让他们有了更敏感的市场感知力,懂得审时度势把握商机,在商海沉浮中长盛不衰。
早在清初康熙顺治年间,云南商人就已经于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县)与西藏人茶马互市,途经鹤庆、丽江等地,与来自藏区的商人交易。
到了清朝中叶,普洱茶交易越发繁荣,新辟市场不停地增加,茶叶贸易版图也在不停地扩大,道光年间,为了解决茶叶运输的道路困难问题,普洱府、思茅厅、倚邦和易武两地土司署、乡绅名士、茶号老板共同出资,民众出力,铺就一条从易武经曼秀、麻黑、漫洒、倚邦、勐旺、思茅到普洱的石板路,其中易武至思茅段就有240余公里。
曾经的茶马古道旧址
大道小路、众多支线最终汇聚成为一个庞大的商道网络,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东南亚,甚至远达欧洲。“为十八行省商会开先”,昆明文庙街茶帮大院的楹联足以映射这个时代的兴荣。
艰苦卓绝的商道开拓,一代又一代茶山人的薪火相传,让以易武为代表的普洱贡茶,从崇山峻岭走向五湖四海,从王谢堂前飞入寻常百姓家,他们开拓了普洱茶的市场边界,更构筑了一个彼时无法想象的关于普洱茶的世界版图。
印级茶的迟暮余辉
1937年抗战爆发,易武茶来往东南亚等多地的商路被迫中断。普洱茶的产制中心逐渐从澜沧江以北的易武,转移到澜沧江以南的勐海,并开始拥抱机械化现代化的工业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私营茶号彻底走向终结,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茶厂时代开启了。而这个时候,普洱茶原料的收购是把全省的原料集中在勐海茶厂、下关茶厂、昆明茶厂等几个国营大厂,统一加工。易武作为传统优质原料的供应地,也一直未曾缺席。
而这个时代的产品生产使用系统的拼配配方,使口感的稳定性得到保障,也出现了许多公众认可的经典产品。比如印级茶最具代表性的红印,“红印的茶箐即是来自于易武正山大叶种茶树,那里的茶箐一直都被肯定为最优良的,现今普洱茶品行列中,红印普洱圆茶因而得以鹤立鸡群……”
“历经近一甲子的陈期,红印依旧呈现惊人的生命力,散发着迷人的药香陈韵,入口绵滑,茶汤醇厚馥郁,喉韵持久,优良的质量使其成为旷世佳茗。”若干年后的拍卖会预展中,对易武料的红印如是形容。
即便是与全省的原料混杂在一起,易武正山的味觉魅力,依然指引着喝茶人,在茫茫茶海中,识别出它的与众不同。
从光芒万丈的“号级茶”时代,再到“印级茶”时代的最后一丝微光,百年商茶风云,易武独领风骚。它留下的茶品已经价比黄金,它留下的传说被津津乐道,它留下的老字号被今人“抢注”,它留下的历史谜团,让今人一再推敲、考证、破解,试图复原出我们往昔辉煌之一角。
而它留下最大一笔的财富,则是在人背马驮这样艰苦的时代局限下,依然不停地扩充着普洱茶的边界,让普洱茶跻身于世界级饮品的行列,更让所有人喝茶到最后,都逃不开易武茶温柔的怀抱。
致敬易武·百年风云
即将上市,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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