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留声：清代六山茶史上的士绅【马哲峰】
2024-06-04 23:52:41   作者：马哲峰   来源：行知茶文化讲习所    浏览：

帝制中国晚期的清代，自盛清至晚清，六大茶山成为逐梦者的热土，在“走夷方，上茶山”的历史潮流中，活跃着士绅阶层成员的身影，他们属于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解读铭刻在碑刻文物上的文字记载，透过他们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六大茶山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风貌。

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清代的科举制度。穿越时空，置身清代，盛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大清已经有1.5亿人口；晚清道光三十年（1850），大清人口达到了4.3亿。在清代，大约200万考生要参加小试，只有3万人（1.5%）得以取得生员资格。其中大约只有1500人（5%）可以通过三年一度的乡试成为举人。最终只有300人（20%）得以通过三年一度的会试成为进士。

我们都需要了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终身与科举无缘，无论我们对科举制度抱有多么大的误解，科举制度都是塑造帝制中国社会精英最主要的方式。经由科举制度及如影随形的捐纳制度，产生了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其中最为核心的精英群体。

我们用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词汇“士绅”来称呼这个群体。绅，意指官员，包括所有在任、致仕、候补官员。士指学者，涵盖未出仕的学者。

张汉故里（石屏）

清代六大茶山遗存下来的文物碑刻中，可以看到士绅群体的所作所为。审视士绅群体的众生相，以晋身途径来看，既有出身正途的生员、贡生、举人、进士，亦有出身异途的监生、例监。既有朝野的文士，亦有农商人士。既有身处茶山的客民，亦有无弗远界的士人。他们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卷入六大茶山的社会事项，形塑了六大茶山的政治、文化与社会风貌。

客商子弟中，有些拥有低阶科名。道光十七年（1837），石屏籍客民张应兆的儿子张瑞、张煜考中了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这是最低的科名，对于张家人而言，自是喜不待言。

礼制法度森严的帝制时期，取得秀才资格就有了一定的特权。平民见官下跪，自称小底，称呼知县、知府为老爷、大老爷，动辄得咎获责。秀才见官但须长揖，自称生员，称知县、知府为父台、公祖，即便犯法，未经斥革不能用刑，老百姓称为“屁股盖儿”。普通人尊重生员，称相公，意为先生。生员不仅在冠带上有别于平民，而且可以免除自身的徭役，这就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本。

石屏文庙

这给了张应兆不屈不挠申张客民权益的底气，并最终获得了较为公道的判决结果。为此，张应兆等约同合寨民人镌刻石碑晓谕上下。

断案碑中有两个细节非常有趣：其一是时任易武土司伍荣曾在其前任上司思茅厅同知罗登举的指使下，以二水茶充抵头水茶上贡。被时任普洱府知府兼思茅厅同知黄中位责令整改，并拨银三百两买补头水茶。可见纵令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难免被属下蒙蔽欺骗。其二是小小的易武土司伍荣曾还给自己定下了吃茶四担的福利，真应了民间俗称的“土皇帝”一说，同样被责令永行禁革。这方断案碑现藏于易武茶文化博物馆。

道光《断案碑》

（易武茶文化博物馆）

客商中有些低阶科名来自于捐输，也就是可以花钱来买。在清代，只要是舍得花上一大笔钱（百多两银子），就可以买到监生衔名，还可以穿戴儒生衣冠。这是常见的彰显自己身份与地位的惯常行径。

乾隆六年（1741），蛮砖会馆落成，通共费银三百六十两。江西籍客商丰大裔一人奉银三十三两，足以显现出其财力丰厚。未过几年，丰大裔过世，他的碑上刻有“国学生”的衔名，也就是国子监监生。作为远别乡井的客商，丰大裔的行径都是人之常情，有了财力支撑，自然寻求提升地位。事实上，丰大裔在当时蛮砖茶山的地位不容小觑，在蛮砖会馆功德碑的捐资名单排列上，紧随地方主政长官曹当斋之后，在众客商中名列前茅。

乾隆《蛮砖会馆功德碑》（蛮砖）

这并不是唯一的个案，倚邦亦有一方刻有“国学生”字样的碑铭。

生员与监生，平民中的特权阶级，过渡阶层，最接近权力的有威信群体。生员与监生群体经常投身生意，用金钱转换地位，盛行于帝制晚期的清代。

有些家庭热衷于同时致力于读书、经商与农耕。这在石屏人中表现的尤其明显，大家族分派子弟各司其责，有读书天分的追求仕途上进，有生意头脑的投身商业，老实本分的留在家里种地。当官、经商获得的地位与财富，最终流向故里，奠定提升家族的实力与声望。在我们能够看到的石屏人家谱中，这样的家族策略与取得的成果展现的淋漓尽致。

清代考中生员并非易事，再往上高中举人更是难上加难。事实上，绝大多数生员都止步于此。但还是有另外的途径，清朝有“五贡”之称，即岁贡、恩贡、拔贡、附贡、优贡。五贡都是从生员中选拔的，都算正途出身。贡生可以在住宅前竖旗杆、挂匾额，以显示与生员和平民的差别。贡生出仕，往往从一些低阶官员做起。

此外，又有例贡，即由生员捐纳取得贡生资格者。自康熙十四年（1675）起，均得以200两银捐贡生衔。非正途出身的例贡，也效仿正途贡生显示身份地位的作法。虽有同治六年（1867）法令禁止，很难相信会有人遵守。

安乐号位于易比的老宅只余一些建筑构件，安乐号创办人李开基，其碑上冠之以“修职佐郎”，其夫人李氏碑上冠之以“例贡进士配”。光绪《普洱府志》岁贡项下载曰：“李开基，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李开基画像（安乐号）

同庆号刘顺成终老于易武，在其墓志铭上记述了于光绪初年报捐例贡生，以其子刘葵光克襄王事嘉奖刘顺成知州衔，并诰封为奉直大夫。报捐例贡生，就是例贡进士。

光绪诰封刘顺成奉直大夫碑（易武）

除去这些声名显赫的茶号，在易武高山寨有一方刻有例贡进士字样的碑铭，莽枝秧林有一方刻有岁进士字样的碑铭。

嘉庆与道光时期，捐纳监生已经超过60万。放在数以亿计的人口中，其比例仍然微乎其微。仅就六大茶山已知的情形来看，这仍然是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社会现象。伴随普洱茶茶产业的发展，由盛清至晚清，追逐名利交织的社会现象蔚然成风。

道光十年（1830），思茅厅同知成斌写下永安桥碑记，讲述了修建永安桥的曲折过程。发起人是思茅厅贡生赵良相与石屏人王贺，他们身体力行捐资以助。贪婪成性的易武土司伍荣曾极力想要延揽此事，并提出以茶担出山日抽收银以资工费。洞悉伍荣曾心性的赵良相历陈非其一力能支撑。嗣后，思茅贡生翟树旗与武进士封奏凯求见成斌，并提出了建议。成斌经过综合考量之后，作出了抉择。道光十六年（1836），永安桥落成。修桥资金来源有赵良相及石屏王乃强、贺策远、何镛、何超的捐资，思茅厅同知成斌、车里宣慰使刀正综、倚邦土司曹铭及手下的捐资，还有抽收的资金。修建永安桥事项绘就出鲜活生动的社会图景，流官、土司、士绅及商人的互动情形跃然纸上。

思茅厅同知成斌出身举人，赵良相出身附贡，翟树旗出身岁贡，封奏凯是武进士。流官、土官、士绅与商人主导了茶山事务。

光绪十四年（1888），倚邦绅商将上年思茅厅同知覃克振下发的商号与雇工家属之间民事纠纷的裁决书刻在石碑上，当雇工遭逢意外身故后，商号有责任将其凶信告知家属，并以此作为截止支付工价的日期。显见是支持了商人的利益，落款处为“倚邦绅商等同泐石”。思茅厅同知覃克振监生出身，凭借捐纳跻身仕途。社会转型期，身份转换最多的就是商人，商人常与官员联盟，这在六大茶山已经得到一再印证。

光绪《止价碑》拓片

传统中国社会厘定身份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分，商人居于四民之末。轻视商人，歧视商人，观念延续到了近代。传统观念与实际情形之间存在认知上的巨大鸿沟。

道光二十八年（1848），倚邦身处命运转折的年份。接连遭受火灾、瘟疫打击之后，时任倚邦土司曹瞻云与手下商议出应对方案，得到时任思茅厅同知吴开阳首肯后落地推行。为了顶办贡茶，完纳钱粮，在茶叶贸易环节额外增加税收。相较于已有先例的易武而言，每担抽银一两达到了易武的将近四倍，这很有可能导致了倚邦的衰落。进士出身的思茅厅同知吴开阳下令推广的这项政策导致的后果，令人唏嘘感叹。

道光《保全碑》拓片

乾隆五十四年（1789），漫撒新建石屏会馆落成，时任蒙化直隶厅教授的石屏籍进士卢錞题写了功德碑记。透过这篇文章，我们得以了解会馆的崇信习俗与使用功能，成为茶山珍贵的文物佐证。

乾隆《漫撒新建石屏会馆功德碑》

（易武茶文化博物馆）

进士名义上都属于天子门生，清代进士总计数量在25000名，身份上无疑是帝国精英阶层。进士出身的上选是做官，充任官学教官则为下选。清代府州县学的教官称为教授、学政、教谕、训导，任教资格包括进士、举人或贡生。甚至甚至以庸劣之职的州县官改授教授竟成定例。唯其官阶甚卑，府学教授为正八品，教谕、训导为从八品。礼制上优待，见到上官但须长揖，不必如其他下属须请安下跪，各长官亦以“老师”呼之，以示尊师之意。官学教官被归为清官，盖因其无灰色收入。

乾隆六年（1741），蛮砖会馆落成，两位石屏籍进士张汉、罗凤彩分别为功德碑题写了碑额与碑记。碑额上四个大字功德碑记遒劲有力，尽现书家风范。

张汉曾经两度考中进士，并出任翰林，且外放出任河南府知府，颇富政声。尤其是对于文教事业情有独钟，留下了众多碑刻文物，因其居功至伟，被誉为“中原文化守护神”。

雍正·张汉题《诗圣故里碑》拓片

惜在其家乡石屏声名不彰，令人殊为叹息。郡人袁嘉谷为其编纂《留砚堂诗选》，著录诗文七千余首，茶文为数颇多，且有多首语涉普洱及六大茶山的诗作。

张汉有一首诗作《普洱茶》：“一水何须让武夷，遗经补注问名迟。撷从瘴雨春分后，焙取蛮烟骑火时。郡守不因茶务重，侯封绝胜酒泉移。南中旧史文园令，应喜清芬疗渴宜。”其《瀹茗山茶花下作》中有句曰：“六大茶山有茶人，种茶为生满岩谷”。可见其对六大茶山是知悉的。更有一首《思乡曲》诗句曰“倚邦火后蛮砖雨，采的枪旗入鼎香”。这与雍正《云南通志》中“六茶山，以倚邦、蛮砖味较胜”意味相近。其《昆明清明写兴》一诗中有句曰：“蛮砖茶喜供银汁，吴井泉宜漱玉川”。更是清清楚楚的表达出对蛮砖茶的喜爱之情。

罗凤彩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其中雍正元年（1723）参加乡试中举，当时的主考官就是鄂尔泰，算作是鄂尔泰的门生，同年联捷高中进士。仅仅数年之后，便应郡人之托，为修建蛮砖会馆书就碑记一篇，意外宣告了鄂尔泰茶政的破产。开启了六大茶山进入兴旺发达时代的篇章。

乾隆十二年（1747），时任云贵总督张允随下发有关茶政的行政命令，次年，被时任倚邦土司曹当斋率手下刻在石碑上。这是六大茶山留存文物中，官员级别最高的一方碑刻。其内容在于严禁官弁贩卖私茶，兵役入山扰累，并奸商盘剥夷民事。

张允随出身于荫监，仅只是最卑微的监生身份。仕途畅达，步步高升，在云南巡抚总督任上达二十余年，无疑是进贡普洱茶时间最久的封疆大吏，深受雍正、乾隆的信任，最终升授为大学士，位极人臣，并被后世赞誉为盛世名臣。

乾隆《恤夷碑》拓片

有清一代，普洱茶名遍天下，在“走夷方，上茶山”的历史潮流中，来自江西、湖广、四川等省外与石屏等省内客商源源不断地涌入六大茶山。伴随普洱茶商贸的兴旺发达，士农工商等各阶层中都有人被直接抑或间接卷入。其中，士绅阶层在形塑六大茶山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帝制晚期的清代，通过科举制度产生的社会流动，依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当我们透过这一角度俯瞰清代六大茶山的社会变迁，可以看到富有文化意味的社会风情画卷。作为晚清帝制中国的缩影，那些曾经在六大茶山留下深浅不一印迹的士绅，不仅留声茶史，亦是大时代下精英命运的写照。最终汇入历史的潮流，只留下渐行渐远的身影。

作者简介：马哲峰，著名茶文化学者，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双版纳普洱茶历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勐腊县首届普洱茶文化传播大使，“行知茶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所著《普洱寻茶记》《读懂中国茶》《普洱六山记》《寻味普洱茶》《读懂普洱茶》《大倚邦传奇》等，连年荣登茶媒体推荐阅读十大茶书榜单。曾荣膺《普洱》杂志优秀撰稿人，荣获河南茶叶流通领域发展二十周年杰出贡献奖，荣获创新中国茶百佳创新人才奖等。《人民政协报》等多家媒体予以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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