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普洱贡茶采制程式探秘【行知茶文化讲习所】
2024-10-04 22:17:30   作者：马哲峰   来源：行知茶文化讲习所    浏览：

阎光炜贡茶奏折

康熙年间，普洱茶已经入贡清廷。保留下来的档案中，有云南地方武官阎光炜上贡普洱茶给康熙皇帝的奏折。目见的文献中，有任职京官的查慎行获赐普洱茶后所作诗文。

普洱茶已经进入文人记述与官修史书，可说是在民间与官方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康熙五十三年（1714）章履成《元江府志》载曰：“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温味香，异于他产。”“莽支山、格登山、悠乐山、迤邦山、蛮砖山、驾部山，六山在城西南九百里普洱界，俱产普茶。”目前所见，信史所记六大茶山源出于此。

雍正初年，云贵总督高其倬、云南巡抚杨名时与云南提督郝玉麟纷纷向皇帝进贡普洱茶，有团茶、散茶与茶膏。

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六大茶山所属的车里宣慰司隶属元江府管辖，档案、文献与史籍中就只有关于普洱茶零星的记载，元江府时期属于普洱贡茶的滥觞期。

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成为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自普洱府设立后直至清末，普洱贡茶经历了盛清时期的繁荣与晚清时期的衰落。

鄂尔泰受命编纂，成书于乾隆元年（1736）的《云南通志》载曰：“普洱府，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蛮砖者味较胜。”这就是后世公认的六大茶山，也是普洱贡茶的采办地。

雍正《云南通志》

雍正、乾隆年间普洱贡茶走向鼎盛，与之相应的普洱贡茶采办程式的文字记载寥寥。反倒是伴随大清王朝不断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官方档案与史籍以及民间私家撰述所记普洱贡茶不断增多。只有将普洱贡茶采制程式放在贯穿盛清及晚清的长时段中去考察，才能够理清楚清代普洱茶的演变脉络。

雍正年间，普洱茶成为例贡，按照云南官方的设想，由云南布政司动用工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贪婪的各级文武官员，趁着办贡茶的时机，改换名目以官茶之名极力攫取好处，手段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对此现象，纵使有着廉洁好名声的云贵总督尹继善、云南布政使陈宏谋等人，除了申斥规劝与惩戒相结合恩威并施之外，也并没有更好的办法。贡茶与官茶如影相随，给茶山百姓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

雍正十一年（1733），云贵总督尹继善走马上任受命善后，经其推举，曹当斋获授倚邦土千总，伍乍虎获授易武土把总。有理由相信，在身受皇恩成为朝廷命官后不久，办理普洱贡茶的棘手事项就落在了他们身上。继后，在倚邦曹氏与易武伍氏成为世袭土司家族后，终清一代，历任曹姓与伍姓土司都代代相承办理普洱贡茶的重任。

倚邦土司曹当斋铜像

为了稳固大清王朝在边疆的统治，厉行改土归流的云贵总督鄂尔泰深谙统治之术，采用神道设教的方式，将诸葛亮与六大茶山有意联系在一起。嗣后，果如鄂尔泰所愿，诸葛亮成为六大茶山民间崇奉的茶祖。

在云南官府看来，夷风未革的茶山风俗可资顺带加以利用，其中就包括茶王树崇祀习俗。雍正《云南通志》记载：“又莽芝有茶王树，较五山茶树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云贵总督阮元主纂，成书于道光十五年（1835）的《云南通志稿》载曰：“其治革登山有茶王树，较众茶树高大，土人当采茶时，先具醴礼礼祭于此。”雍正至道光，相隔百年的两部志书，鄂尔泰与阮元两位云贵总督各自所为，茶王树所在地由莽枝改换为革登，但其强调夷民、土人崇祀的核心理念一脉相承。要么果如文献所记：祭祀茶王树本就是原住民习俗。要么果如清廷官方所愿：祭祀茶王树已经成为茶山信俗。由此，祭祀茶王树的程式得以确立。不难想象，这在茶山上是每年都会上演的一幕。

革登山茶祖诸葛孔明公植茶遗址

道光年间，茶树、育种、土壤与管理技术逐渐受到关注。“茶，产于普洱府边外六大茶山。其树似紫薇，无皮曲拳而高，叶尖而长，花白色，结实圆勺如栟榈子，蒂似丁香，根如胡桃。土人以茶果种之，次年新株长成，叶极细密，老树则叶稀多瘤，如云雾状，大者制为瓶，甚古雅；细者如栲栳可为杖。”道光《云南通志稿》载曰：“茶有六山，气味随土性而异，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最佳。”道光《普洱府志》载曰：“大约茶性所宜，总以产红土带砂石之阪者多清芬耳。”道光《云南通志稿》载曰：“种茶之家，芟锄备至，旁生草木，则味劣难售。”结合道光省志与府志所记不难看出，其时不但注重实用技术，并且关注人文审美，融二者为一体。

盛清年间采茶记述无多。乾隆十二年（1747），云贵总督张允随指斥不肖文武，每于二三月间，即差兵役入山采取。乾隆二十年（1755），张泓《滇南新语》记载：谷雨前后采摘毛尖、芽茶、女儿茶，皆夷女采制，获银以为奁资。这种充满诗意的采茶景象令人遐想联翩。

道光年间采茶记述颇为细致。道光《云南省志稿》与《普洱府志》记述只有文字差异，并无实质上的分别。主要以时令早晚与老嫩加以区分：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以采的早且细嫩的茶作贡，女儿茶为妇女所采，贡后方许民间贩卖。或可认定，普洱贡茶的采摘，迟至道光年间已经有完备的程式。

光绪年间，普洱贡茶的采办期限有了明确的规定。“每岁二月初十封宾至五月初十开宾，计期三月。”光绪三年（1877），易武茶税碑文有确凿明证。如此漫长的贡茶采办期限，同贡茶相伴而生的官茶关系深重。

光绪《普洱府志》“人物志”中收录有两则事例，一则来自于“孝友”：‘卫东宝，思茅倚邦人，家贫，事母至孝。一日，奉母采茶，宝登茶树，忽闻母声，奔视，见虎以爪博母，即出刃斫虎，虎遁，负母归，母已殒命矣，宝竭力营葬，旋亦自尽。’另一则来自于“列女”：‘李女藤阿英，倚邦高山栅夷人，未字。奉母采茶，英方登树，母为虎噬，英闻声奔救，虎遁去，英负母归，母已殒命，英邀戚殓葬后，自缢死。’不管怎么看，这都像是同一个故事，口口相传成了男、女两个版本。志书事例的残酷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与文人想象形成极富反差的鲜明对照。

自盛清至晚清，普洱茶制作极端缺乏细节记述，多数都是一笔带过。乾隆《滇南新语》记载：采制成团，最粗者熬膏成饼。道光《云南通志稿》记载：“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入商贩之手，外细而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之劲黄而不卷者，名金月天。其固结而不解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以揉捻工序所致，难以成型的名为“金月天”，结成块的名为“疙瘩茶”。内外粗细不一的团饼名为改造茶。金月天极富古雅，疙瘩茶富含生活趣味，改造茶则被视为以次充好。道光《普洱府志》载曰：“熬膏外则蒸而为饼，有方有圆，圆者为筒子茶，为大团茶，小至四两者为五子圆。”

道光《云南通志稿》中援引阮福所作《普洱茶记》，文中最珍贵的记述来自于《贡茶案册》：“福又检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

普洱大茶

郭红军先生编著《云南近代茶史经眼录》中收录有一份思茅海关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巴黎博览会准备之展品所附报告，对普洱茶的种植、加工的记述相当详尽。统览这份报告的内容，其中着重强调倚邦和易武茶树的种植完全依赖汉人，育种后将小茶苗移植到清理过的山坡上，进行除草等管理措施，高大的茶树随处可见。每年于三月底开始进入采茶季节，以采摘早晚、大小、叶色加以区分，有生芽、熟芽、尖子等级别。相当于初制工序为：先手工揉成团，再倒入铁锅焙，捞出摊放在竹席上阳光晾晒，晾干后由妇女、姑娘们分拣，去掉茶梗和花。相当于复制工序为：散茶按比例兑和，倒入铁锅中加水软化，捞出装入布袋揉搓成球，球面加生芽，紧团茶直接揉制成型，圆饼茶用石模压制，方茶用木模压制。用竹叶包装成筒，放入板条箱中。不难看出，这与我们现在所见的毛茶初制工序与散茶精制紧压工序大体相似。分别就在于初制、精制环节具体工序的操作细节上面，与当时时代背景下社会条件所限紧密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最受推崇的当属细嫩生芽，被用作贡茶的原料。倚邦和易武将散茶呈送思茅厅衙门，就地加工成方茶，也包括熬制成的茶膏，送到省城后，再经过一定的装潢呈送北京。

倘若穿越时空进入普洱贡茶最为辉煌的岁月里，展现在眼前的将是一幅幅流动的社会风貌。春茶开采之前，云南布政司拨银一千两至思茅厅，进而交由倚邦与易武土司负责承办与协办。为了保证贡茶采办，思茅厅下发告谕，在二月初十至五月初十之间封宾采办贡茶。受到上峰指示的倚邦与易武土司，指派差役手持加盖土司官印的札饬奔赴各寨坐催办理贡茶。

各寨夷民在寨首的带领下共同祭祀茶王树，向上苍祈求有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成。历来大都是由女性肩负采茶的细致活计，貌似旖旎的采茶景象下隐藏着危及生命的凶险。最为细嫩的茶叶交付差役作为贡茶的原料，等级稍低的原料售卖给客商。客商也要向官差上缴打着贡茶名义的官茶。

倚邦和易武土司承办贡茶的责任匪轻，运交思茅厅的散茶被就地加工成团茶、熬制成茶膏，同时置备盛装贡茶的锡瓶、缎匣与木箱。如数上缴总督巡抚正项贡茶之外，副项官茶自是必不可少。各级文物官员都能分享到不输于贡茶品质的官茶带来的享受。

光绪二十九年（1903）倚邦土司催办贡茶的札文

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对待贡茶事项更是丝毫不敢大意，派人在限定期限内赶赴京师进贡，同样还有附送给六部堂官及督察院等衙门打点所需的官茶必不可少。

位列九五之尊的皇帝享受到普洱茶带来的乐趣时，恭恭敬敬地用以祭祀祖宗，不吝用来分赐内廷，赏赐臣下及藩属国的使臣。正如阮福所言：“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由此，普洱成为清代贡茶中的无冕之王。

贡茶，皇权的象征。大清作为帝制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普洱贡茶在盛清年间步入兴盛期。伴随晚清帝国大厦的倾覆，普洱成为贡茶时代的绝响。

作者简介：马哲峰，学者，作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双版纳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西双版纳普洱茶历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西双版纳州作家协会会员，勐腊县首届普洱茶文化传播大使，“行知茶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所著《普洱寻茶记》《读懂中国茶》《普洱六山记》《寻味普洱茶》《读懂普洱茶》《大倚邦传奇》等，连年荣登茶媒体推荐阅读十大茶书榜单。曾荣膺《普洱》杂志优秀撰稿人，荣获河南茶叶流通领域发展二十周年杰出贡献奖，荣获创新中国茶百佳创新人才奖等。《人民政协报》等多家媒体予以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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