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贡茶到号级茶：国内国际双循环带来的产业崛起
2020-11-19 17:51:22   作者：白马非马   来源：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    浏览：

普洱茶火了，许多不懂历史与时代背景的人，就以为普洱茶的祖上有多荣光，在做一个天大的产业。其实历史不可细读，普洱茶虽然贵为贡茶，但长期产业化水平极低，其政治地位与产业经济地位极不相称。这是由于普洱茶原产地——滇西南地处边疆，清朝长期以维稳为主，云南参与国内、国际贸易双循环程度低，没有大市场的支撑，带不来包括普洱茶在内的云南茶产业大发展。

云南茶真正纳入国内国际贸易双循环是杜文秀起义被镇压以后，普洱茶由贡茶进入了号级茶唱主角的时代。这标志着云南茶产业的真正崛起。我们也要看到，云南茶虽然纳入了东南亚——大西南——华南贸易大循环，但喝普洱茶的人口有限，导致清末民国普洱茶的产销量不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口热，普洱茶虽然销往香港、日本、法国、德国、比利时、台湾、韩国与马来西亚等众多海外国家与地区，但消费普洱茶的人并不多，导致普洱茶的年生产量才几千吨。

因此，我们要知道普洱作为历史名茶，其带来的辉煌长期仅是政治与文化意义的，比如作为边销茶稳定藏区民族团结，作为满清皇家贡茶，作为民国政府抗战的战略物资，作为建国后出口创汇的特种茶，但改变不了普洱茶在2003年之前市场容量与产销量低的事实。普洱茶真正大产业化发展还是2003年以后的事，国内大市场的激活推动着普洱茶产业的狂飙突进，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思路。

从产销量来讲，80年代是属于滇红的，90年代是属于滇绿的，普洱茶在产销量方面只是配角。为什么云南人在2000年不认识普洱茶，是因为云南人喝滇青的传统，在80年代被大渡岗绿茶、90年代被临沧蒸酶茶所改变，老一辈喝滇青三春茶的记忆，已经被70后、80后只喝绿茶所改变。这就是“云南人不喝普洱茶”说法之由来！

在云南绿茶的黄金时代（1993——2002），我们不会正眼看一下勐海茶与勐海茶厂，当年勐海茶拉到思茅五一停车场交易是低端茶的代名词。这世界变化快！

2003年之前，普洱茶的产量少得可怜，从来没突破一万吨。八十年代，一年能出口两三千吨就觉得自己很牛了，而且这是1985年才实现的。99年销量因台湾与德国市场引爆而剧增，许多人98年99年2000年淘到普洱茶第一桶金，然后成为什么普洱茶教父……

一个几千吨的小市场小产业，被过度包装成大经典大神话，浪费了多少祖国宝贵的纸张。

然后说民国、清朝有多牛，这么火，为什么茶叶种植面积、产量、运销量这么低！为什么低？因为种多了卖不掉！说老字号有多牛，我跑到易武见那些老字号的老宅，很小家子气，证明当年不会做太大生意。商人、文人为名利喜欢拔高历史，但我们要尊重历史……

本文将首次从国内国际贸易大循环的角度讲云南茶的历史……

解释一下，为什么普洱茶贵为贡茶，在有清一代种植面积、产量与运销量又那么小？这种产业化规模小，是与福建茶区、两湖茶区、安徽茶区与江浙茶区相比较的，云南边地茶与内地主产区的产业化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宁洱不产茶（困鹿山原属景谷，不能证明宁洱产茶），其实道理很简单，茶叶种多了卖给谁？没有大市场支撑，宁洱人种茶动力不足。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南茶产业，在清道光年间以前形成商品化的产茶区很少，以思茅厅古六山最为出名。道光以后，尤其是杜文秀起义被镇压以后，商品化茶叶种植基地才开始遍及澜沧江中下游两岸，与之对应的是民间私商茶叶经济的兴起，普洱茶由贡茶时代进入了号级茶时代，才真正使云南茶在清未民国进入了规模产业化时期。翻历史资料，云南许多产茶县，大面积种茶都在光绪年间到民国，赫赫有名的老字号，大都成立于1870年之后。

云南茶产业不发达，首先是远离销区，云南多山，产业效率极其低下的马帮运输极大阻碍了云南茶的产业化进程。内地的福建茶、两湖茶、皖茶、江浙茶，不但处于内销腹地，而且纳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而且可以利用江河湖海搞低成本的内河与海洋运输，在运输效率与大市场接轨方面，是云南茶不可想象的。

茶马古道，其实是云南古代近代的商路，茶叶运输量其实很小。比如，滇缅贸易量最大的商品——棉花，许多搞茶文化的都不知道……

云南的茶文化就是，当代普洱茶荣光，祖上就一定无限荣光。云南的茶走山路，靠马帮，运输成本高，影响了大规模商品化。看看两湖江浙安徽福建茶区，全部是江河湖海运河运输，水运比马帮运输成本低多了，茶叶商品化远超云南

，而且福建、两湖、安徽、江浙茶区纳入了国际贸易，而云南……

看下古代近代中国茶叶主产区发达的通航水系。以武夷茶为例，到广州，到福州，到上海，除走一小段陆路外，全是水路……

在中国东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全部被支流与运河连通，成为一条河。所以，中国有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农业与繁荣的工商业。一条被黄河夺道消灭的古济水，从北到南，将黄河与淮河连在一起，加上吴国开邗沟，连通江淮，这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江淮黄河已沟通成一水。

四川雅安茶虽然也是人背马驮，但其离藏区比滇西南、滇西产茶区近得多，故以雅安茶为代表的川茶输藏量远超云南茶，以至于今天雅安茶被称为“藏茶”。

云南周边长期没有茶叶销售的腹地，要超远距离拉到藏区卖，这是清朝严控边疆产业与贸易政策造成的。

宋元以降，明清两朝不以贸易立国，相反对海疆与边疆的对外贸易极为警惕，比如东部沿海走私集团带来了倭寇，出身海盗的郑成功父子长期盘踞台湾，所以朝廷要海禁，生意只能到广州十三行去做。清朝的中缅关系决定了朝廷对滇西南的开发极为保守，以稳定为主，不出乱子就好，发不发展关系不大。

明代，前有“三征麓川”，后有缅甸东吁王朝的崛起。乾隆年间，爆发了中缅战争，虽最终和平解决，但中国吃了大亏。云南的西部与西南部边疆战乱不断，经常出现危及国运的大事件。中缅边境有明遗民问题——桂家、敏家集团，朝廷担心，内地汉人跑到边境土司地开矿垦殖，会形成数万人聚集的大银厂，这些武装银厂再跟缅甸、边境土司与明遗民勾结起来造反或武装割据，成为大清国的边患，故只主张在边地实行有限度的拓植。桂家首领宫里雁在缅甸木邦开发波龙银厂，石屏人吴尚贤在葫芦王地开发茂隆银厂，成为聚众上万，与缅甸及边境土司的关系盘根错节，有雄厚财力支撑的政商军事集团，为朝廷所忌，最终想方设法除去，以消弭边境心腹之患。

古六山允许发展茶叶经济，是因为江内改土归流，江外宜土不宜流，古六山属江内（澜沧江以北），在雍正朝改土归流，朝廷有统治基础，可以大力发展茶产业，而不担心汉人来多了，与境外势力勾结生乱。不过总量还是要控制的，可以发展，但不能太过于发展，以至于尾大不掉。中缅关系紧张，加上边境土司与明遗民问题复杂，清朝将滇西南视为严格控制开发的地区，云南与东南亚没有形成繁荣贸易的条件，云南茶除了本省消化以外，只能远距离卖藏区。交通不便，没有深入参与国内市场大循环，更没怎么参与国际贸易大循环，导致云南茶发展缺乏大市场驱动，长期产业化水平低。

接下来，讲讲清朝中叶的人口大爆发、杜文秀起义与中缅棉花贸易圈对云南茶规模产业化的决定性影响。

我们知道，康雍乾盛世也是中国人口爆炸性增长的一百多年，到了乾隆晚年中国内地已经人满为患，越生越穷，过剩的人口就向人口少的边地移民，甚至移民东南亚与美州。清廷在人口压力下，也只好松驰边地严控移民的政策，对大规模的自发移民睁只眼睛闭只眼睛，只要不太过份，保持容忍态度。于是，从18世纪晚期起，出现了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而云南内地也“穷走夷方急走厂”，出现了石屏人大规模向滇西南移民拓殖——走西头。古六山的茶叶经济，就是石屏人拓植的一个重镇，通过小本经营完成原始积累后，纷纷开茶庄办商号搞多种经营，从而将普洱茶从贡茶时代推向号级茶时代。

乾隆晚年兴起的边地大移民过程中，汉民不敢过多深入持敌意的边境土司地，但杜文秀起义造成的战乱将边地土司政权摧毁，汉民随汉军与流官政府深入边地——夷方，在汉文化的推动下，澜沧江中下游两岸纷纷种茶，云南茶产业在光绪年间进入了产业化大开发时期。杜文秀起义军多回民，回民善贾，起义失败后杜部回民大量逃往边境与缅甸、老挝、泰国，这些会做生意的人牵扯了一张东南亚与云南乃至大西南的庞大贸易网，其中茶叶是重要商品。这样一来，云南茶除藏销与瑞贡京城外拥有了东南亚——云贵川藏统一大市场，这对云南茶在1870年以后的崛起功不可没。

1885年，英国攻占上缅甸，吞并了整个缅甸，缅甸以殖民地经济的形式纳入了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缅甸掸邦高原产棉花，但缺生丝，云南产茶，四川产丝，但缺棉花，于是以中缅棉花贸易为主的“缅甸——中国西南贸易网”形成，云南的大商号，比如永昌祥、茂恒等，到缅甸进棉花卖给四川，将四川生丝卖给缅甸，再顺手将云南茶卖到云南内地、四川、贵州、西藏、广东、香港与东南亚。这样一来，云南茶就纳入了国际国内贸易双循环。

滇西南第一次淘金热，是盐银，带动了澜沧江下游古六山的兴起。这是石屏帮的贡献。第二次是中缅棉花贸易的淘金热，云南的腾越帮、鹤庆帮、喜州帮、玉溪通海帮，乃至四川商帮参与，以棉花纺织业构建了西南三省之商业贸易版图。

这些商帮除了经营棉花、棉布、丝绸之外，也做茶叶、玉石、毛皮、大烟、日用品、土特产、五金生产生活工具等赚钱生意。为什么西南三省喝不发酵的沱茶、方砖、散茶，就是这些商帮的功劳。从缅甸进口棉花，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是当时一些大商帮的经营重点。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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